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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注视与自我关照

——杨丙亮的绘画

文/蓝庆伟


在探讨与我们同时代的青年艺术家时,语境及时代的上下文往往容易被忽略,这一点,在讨论杨丙亮的艺术时也不例外。

由于时代和大体环境的横向一致性,同期艺术家的创作表现出的最大差异往往是不同地域的风格,比如在东北、四川、上海、广州等地,地域相近的年轻艺术家创作风格总有相似或相通之处,或可称为地域语境。这并不是现在的特有表现,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85美术运动”,我们也能够通过四川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院校的划分来体会不同的风格——地处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正是从那时起就形成了注重手感的传统,这里的学生在读书时期获得的参展和亮相机会更多,很多学生在就读期间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这样的境况一直持续到前几年;而且这里的学生有着强烈的社会主动性,乐意参与各种社会话题和社会活动,这样的现象在四川美术学院的黄桷坪时期尤为突出,同学们时常聚在黄桷坪的大小店家,与师兄老师一起聆听和探讨中国当代艺术的各种故事。杨丙亮恰恰是在黄桷坪的四川美术学院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在此期间,他见证了“卡通一代”在四川美院的兴起与发展,见证了身边的老师声名鹊起,同时也见证了艺术市场的发展与狂热。通常情况下,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主要面临三个城市去向的选择,除了大家熟知的北京之外,重庆、成都也是立志成为职业艺术家的学生的首选,杨丙亮便是在毕业后选择了成都——他认为这里是一座可以安静画画的城市,与北京的江湖圈、名利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源于2006年杨丙亮对成都机场路蓝顶艺术区(现称“老蓝顶”)的参观,在这里,他近距离观看了何多苓等知名艺术家在工作室现场作画,当时的蓝顶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创作氛围让杨丙亮难以忘却,并直接导致他在2008年毕业后没有跟随其他前往北京的同学,而是选择了落户成都,在这里做一个自由的自我观照的艺术家。

刚毕业而没有足够社会资源的年轻人总会面临具体的现实问题,但是对有着苦痛人生经历的杨丙亮来说,没有过不了的穷生活,也没有熬不了的苦日子,这是他个人的历练。面对拜物教和拜金主义的环境,杨丙亮有更充分的忍耐力,在清苦的生活中反而享受到他人难以获取的“熬清净”的自由,这是一种与“他人的注视”对立的自我的注视——幼年丧父让杨丙亮有着与萨特所描述的“他人的注视”极其相似的“自己”,萨特在其自传《词语》中描述道“我的真实、我的性格、我的名字,他们无不操在成年人的手里。我学会了用他们的眼睛来看自己。……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却留下了注视,与光线混合在一起的注视。我正式通过这种注视才在那里奔跑、跳跃的。这种注视保持着我的模范外孙的本质,并继续向我提供我的玩偶,赋予我一个世界。”杨丙亮将自我的注视描述为一种世界的再造,他在《自述》中写道“当童年的我迷恋上角落里的虫子,被他们美丽的外衣吸引时,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方形的玻璃缸,里面撒上沙子,放上各种形状的土块,再放一只歪倒的玻璃罐头瓶,南瓜花和嫩草。来吧,这是我给你们建造的家园,这儿温暖而安全。虫儿很乐意在这样的世界里,我看到它们在交流,它们沉浸其中,并不想逃跑,似乎忘掉了外面的世界,真好。”[ 杨丙亮:《自述》,2014年6月22日。]在这种世界再造的过程中不仅是“主体—他人”的超越与塑造问题,更是自我价值的不断反思过程。

杨丙亮自居住在成都后创作的绘画便是夹杂着这样的时代语境与自我语境,这些语境转化为视觉表现,让观众在面对绘画时可以轻易感知到,他的画面充满细节,繁琐而具体,整体上却充斥着一种漂浮的状态,这样的漂浮一方面是由画面形象带来的:金鱼孤零地漂浮在画面上,额上顶着一座记忆之城;另一方面,在2011年的《聚散童年1》、《记忆片段》、《金蝉脱壳1》等作品中,艺术家用其代表性的微观入手-宏观成像的绘画手法,让沉重的话题却如历史烟云般回荡。在杨丙亮2016年的最新作品中,漂浮似已不再,增加了更多关于生命的思考,艺术家不再将昆虫、鱼、象等生物孤独地置于空荡的画面中,而是还原了它们的生活场景。昆虫一方面代表着欣欣向荣的生机,另一方面也是伴随着落叶走向生命尽头的吟唱者,于人类而言短短的夏秋交际,于它们却是生命的轮回与传承,如同那近似溃烂的土地,在生死之间达成长久的生生不息。

时间的烙印通过每一天每一刻的具体经历无情地烙在每个人身上,同时又将它转换与消解,这是时间的魅力所在,是关于自我对话与审视世界的势均力敌。体现时间烙印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杨丙亮用绘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时间、经历、生生不息等的观照方式——这种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自我对话与再造世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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